中国百所法学院,谁家藏书最丰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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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金文璇、张碧珊、赵曜、关雯月,清华大学法学院2015级本科生

目次一、样本选取与检索方法二、检索结果与分析(一)藏书总体规模

(二)不同类型藏书的收录情况

(三)外国学者著作的收录情况

(四)不同年代学者所著图书的收藏情况

(五)院系特色与藏书的相关性

三、结语

本文的写作受益于何海波老师的《法学论文写作》课程和课外指导,并先后参加清华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(SRT)和“挑战杯”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。文章原题为《大图之谓——中国法学院藏书情况调查》,主要部分曾分10期,连载于《法制日报》2020年4月8日至8月19日;全文发表于《清华法律评论》第10卷第1辑(2021年)。为阅读方便,本期推送文章缩写版,文中图表,可点击查看大图。

大学不仅有“大楼”与“大师”之谓,也应当是“大图”之谓。图书馆的藏书情况是衡量大学实力的重要标尺。在法学领域,图书的作用尤其明显。然而,当前国内及国际的法学教育评价体系,并未将藏书情况作为重要指标。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,通过检索中国教育部排名前百所高校法学院图书馆的藏书情况,展现各法学院校学术资源的深度和广度。

样本选取与检索方法

样本选取遵循如下思路:选取一百名中外学者,兼顾学科分布、地域分布、性别年龄比例的平衡,并加入一定数量的外国学者与人文社科类学者,最终得出一份有代表性的百人学者名单。

鉴于抽样范围较广,我们采取网络检索的形式,针对不同的馆藏书目检索系统进行相应的策略调整。然而,部分学校的图书馆主页只能由内网访问或仅对本校学生开放,令人遗憾。

图书馆主页无法访问的学校有:中国人民公安大学、大连海事大学、上海政法学院、山西大学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;

需要登录才能使用检索功能的学校有:华东政法大学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辽宁大学、湘潭大学、西南财经大学、深圳大学、山西财经大学、安徽财经大学、武汉理工大学;

图书检索结果加载不出来的学校有:中山大学、西北政法大学、中央财经大学、河南大学、华侨大学、贵州大学、西南民族大学、北方工业大学。

通过寻求相关院校学生的帮助,我们获得了其中5所学校的藏书数据,包括华东政法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中央财经大学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、西南财经大学。

对于检索结果,我们按出版日期或题名进行排序,再人工筛除重复或不相关的条目。具体处理原则如下:排除电子资源;对于学者全集,每一卷/册单独计为一本;不同版本或版次的图书算作多本;将合著、编著和翻译作品纳入总数;减去同一出版年份、同一出版社的同名图书;减去与检索目标不相符的同名作者条目。

采用上述检索方法,我们已较大程度地减少了误差。然而,多数图书馆检索系统并未按照藏书种类有序归类,因此误差仍然是可能存在的。为评估误差程度,我们抽检了包括武汉大学、复旦大学在内的八所学校,其误差不超过5%。因此,检索结果虽然可能存在误差,但不致有量级上的差异。

抽检的八所学校有武汉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海南大学、上海海事大学、新疆大学、北京工商大学、广西师范大学,抽取标准是编号个位数是5(随机选定)的学校。

检索结果与分析

(一) 藏书总体规模

总体来看,法学著作的收录规模与教育部排名呈正相关关系,并呈现为三个梯队,依次为A类法学(3891种),B类法学(2633种)和C类法学(2108种)。其中,第一、二梯队间的差距更为显著(见图1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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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教育部法学学科评估分级平均藏书量

但是,仍有部分B、C类法学超越了教育部的评估位阶。榜单的前十名并非由A类院校垄断,还包括2所B类院校(复旦大学、中山大学)和1所C类院校(福建师范大学)。其中复旦大学以4900种的藏书量位居法学院校第一(见图2)。

与A类院校相比,两极分化现象在B、C类院校更为鲜明。例如,B类院校中藏书多者达3739种(海南大学),已接近A类平均收藏量;少者仅有1263种(中南大学),低于多数C类院校的藏书水平。在C类院校中,藏书量最少的为华东理工大学,仅有1017种。东北财经大学、河北经贸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青岛大学均低于1500种,法学著作种类较为匮乏。相反,福建师范大学、天津师范大学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、宁波大学在C类院校中较为突出,藏书量均高于2500种。以福建师范大学为例,该校就100位学者的藏书总数为3918种,远高于C类院校的平均水平(2108种),其藏书规模已与B类院校相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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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藏书总体规模

(二)不同类型藏书的收录情况

1. 传统学科

作为法律藏书的主体,传统学科著作的收藏量与藏书总规模呈正相关关系。

在传统学科著作较多的院校中,政法类院校的表现最为突出。除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法学院,其余综合性大学不及政法类院校。以中国政法大学为例,该校藏书总规模位列第四,低于复旦大学、浙江大学及北京大学;但其传统学科著作达3000余种,以500种的优势领先(见图3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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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 传统学科藏书量

2. 新兴学科

新兴学科著作与藏书总规模的相关性较弱。多数法律图书馆兼顾了对新兴学科著作的收藏。例如,所有图书馆均藏有环境资源法学者吕忠梅的著作,且多数大学为20种以上,在总藏书中占据一席之地(见图4)。

但是,仍有少数图书馆需要提高对新兴学科的关注度。例如,共有8所大学未收录丛文胜的著作,基本不具备利用馆藏文献进行军事法学研究的条件。作为学术资源的汇聚之地,图书馆在丰富传统学科著作的同时,也不可忽视对新兴学科著作的关注,力求填补其收录空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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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 新兴学科藏书量

3. 法律实务著作

法律实务著作的平均占比不足5%,远低于理论著作。其中,政法类院校在实务著作的收录表现中相对更佳,如中国政法大学、华东政法大学、西南政法大学,实务著作种类优势显著(见图5)。而综合性大学稍落后于政法类院校,例如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四川大学等。就收录比例而言,最高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,约10.6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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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 法律实务著作藏书量

4. 法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著作

与政法类院校相比,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著作更为全面。例如,复旦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山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中,非法学的人文社科类著作均在500种以上。上述高校又以复旦大学为最,此类藏书高达574种,为平均水平的2倍。而政法类院校中,仅中国政法大学的收录较为全面,为489种,其余政法类院校均低于400种。

总体而言,对于非法学著作的收录,A类法学院不再占据优势地位,教育部排名的指导意义被大幅削弱(见图6)。例如,收藏此类著作最多的并非A类院校,而是福建师范大学,共632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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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 法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著作藏书量

法学并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,其发展离不开人文土壤,需要与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历史等学科相互启发。面对着日益开放多元的法学研究体系,图书馆藏书不应局限于狭义的法学领域,而应延伸至人文社科领域,充分适应交叉学科发展的多样化需要。

(三)外国学者著作的收录情况

就外国学者著作的收录情况而言,在总量上,法学院校大体可分为四个梯队,不同梯队间差异显著。北京大学独立为第一梯队,以1832种的总量遥遥领先,已超第二名复旦大学300余种。第二梯队的藏书量均在1000种以上,以综合性大学为主。政法类院校集中于第三梯队,藏书量超过600种。其余近80%的法学院则属于第四梯队,外国学者著作的收录量低于600种,华东理工大学、河北经贸大学等个别院校甚至低于200种(见图7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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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7 外国学者著作总和

外国著作在藏书中的比例,可进一步反映大学图书馆对外国法律书的关注程度与收藏偏好。总体来看,与国内著作相比,外国著作比重较低,仅占藏书总量的15%。共有11所法学院校中外国著作的比例较高,超过25%。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总体规模仅位居第78名,但外国学者著作的收录比例却高达42%,位居榜首。北京外国语大学因外语、西方文化等内容的教学需要,其图书馆外国学者著作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。除上述两所高校外,对外国著作关注度较高的多为综合性大学(见图8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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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8 外国学者著作所占藏书比例

就外文书收录情况而言,收藏外国学者著作越多的大学,外文书的比例也越高。A类高校对原版书的收录优势明显,其中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清华大学位列前三名。在B、C类高校中,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原版书极其丰富,同类其他高校难以望其项背。

有趣的是,国内法学院对18、19世纪的外国著作更为偏爱,并以国家学说为最。我们对西方法学理论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20世纪前的古老年代,并且专注于法理及公法层面,着重探讨国家权力的来源及其正当性。诚然,近代转型时期的西方经典著作对当今时代的发展仍具有重要影响,但在对传统理论进行不倦研究的同时,也不可忽视对当代部门法中新兴理论的学习与借鉴。

(四)不同年代学者所著图书的收藏情况

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学者所著图书在各法学院的分布比例基本一致(见图9)。总的来说,上世纪50年代(1950年至1959年)出生的学者,其著作收录情况与藏书总体规模的相关性最强。就收录比例而言,绝大多数法学院三成以上的藏书均为此类学者所著。就收录规模而言,在藏书总量位居前列的法学院中,该年代学者的著作具有量级上的绝对优势。其中,藏书量最高者为华东政法大学,共1490种;而最少者为中南大学,仅有155种,两校的差距高达1000余种。

与此相对,出生于其他年代的学者所著图书所占比重偏低,对藏书总体规模的影响较小。其中,“70后”学者著作比例最低,仅为3.1%。其他年代出生的学者中,上世纪40年代(1940年至1949年)出生的学者所著图书比例偏低,为7.6%,其余年代均超过10%。

民国学者著作的收录情况打破了教育部评估所确立的格局,这与法学院的历史沿革关联紧密。B、C类法学并不落后于A类法学,例如,福建师范大学、杭州师范大学、湖南师范大学均有赶超之势。三所法学院的创办历史较短,集中于世纪之交,但大学自身的历史十分悠久。与传统的“五院四系”相比,新兴法学院民国学者著作也相当丰富。例如,清华法学院虽然复建时间较晚,但其前身可追溯至民国时期,图书馆法律书的收录工作开展较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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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9 不同年代学者所著图书

(五)院系特色与藏书的相关性

高校图书馆对本校学者著作的收藏更为全面。近95%的法律图书馆中,本校学者的著作种类都超过其在百所高校中的平均值。不少高校图书馆对本校任教学者的著作收藏量更是名列榜首。例如,清华大学收录张明楷教授的著作达60种,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中李昌麒教授的著作共50种。本校学者与图书馆藏书的关联,反映出法学院对该学者的熟悉程度,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,也满足了该校教学科研的实际需要。然而,在对本校学者予以更多关注的同时,法律图书馆也应适当兼顾各校学者著作数量的平衡,以此为法学生们提供更多元的学术资源。

高校还存在着针对自身定位的藏书偏好。比较而言,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收录的法律书更具全面性,其藏书不仅兼顾各法学部门,还囊括大量与法学相关的其他学科著作,实现了对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的关照。政法类院校在藏书规模、传统学科和法律实务著作收录比例上普遍较高,跨学科著作相对较少。工科大学图书馆的法学著作总量普遍较少,其传统学科著作与综合性大学、政法类院校差距较大。专科院校的藏书规模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,具有明显的学科侧重。另外,地方法学院校法律书的收录量普遍较低,与东部法学院校相比,中西部院校图书馆的法学著作偏少。高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象也影响着法学著作收录的全面性。

结语

本研究倡导,法学院应当重视图书建设,努力提升收录书籍的数量和质量,积极收集他校学者著作、实务著作、外国著作以及不同年代的著作,为法学院老师和学生提供更好的学术资源。同时,高校评估应当纳入藏书情况这一衡量标尺,这是和学校教学研究密不可分的硬件设施。就读法学专业的学生,也可以以此为窗口,多方面地了解相关法学院校的情况。

本文的另一意义在于研究视角的转向。当我们在谈论高校法律图书馆的藏书情况时,实则是将关注视角由抽象的法学理论转向更具生活气息的问题,从法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境出发,探讨每所法学院自身的理念与特质。本文虽是对检索与分析工作的总结,但更像是一个新的开端。后续的研究可以更多地考虑高校法学院电子书与数据库的资源现状,沿着本文的思路,将全新的问题意识贯彻于研究过程中,相信会得出更多有趣的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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